這個可能純粹是百度造成，沒有任何文化意函，不知怎的讓我十分在意，不斷在想，如果我是譯者，會選擇「正常人」還是「普通人」。

加上先前在紐約、紐澤西會面的民主黨籍眾議員孟昭文（Grace Meng）與潘恩（Donald Payne Jr），訪美迄今已見到16位聯邦參眾議員。侯友宜會晤美國國會，參院軍委會成員蘇利文：「對台灣及台灣人民的支持跨越黨派」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今天赴美國國會進行馬拉松式拜會，會晤參院軍委會要角韋克爾與蘇利文等人。

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侯友宜會晤共和黨籍參院軍委會成員蘇利文（中）、民主黨籍參院外委會成員默克利（右）｜Photo Credit: 中央社 其中蘇利文以抗中挺台立場聞名，2021年6月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期間曾旋風式訪台，代拜登政府宣布援贈台灣75萬劑疫苗。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侯友宜18日也曾赴美國國會進行拜會，與塞申斯（Pete Sessions）、賈西亞（Mike Garcia）、賽爾夫（Keith Self）3位共和黨籍眾議員會面。至於會面氣氛如何，默克利則說「很好」、「很正面」。

孔明尚也表示，大家還更深入的了解侯友宜投書「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他近期積極走訪華府智庫，以「台灣為什麼重要」發表演說，呼籲各國擬定制裁法案嚇阻中國。當我在那個夏天回台灣的時候，不斷有人很憤慨地對我講述這件事情，彷彿一個固定的模式：傲慢的西方女性主義大家們如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早先路過台灣並在當地接待者那裡留下態度惡劣的口碑。

我的論述立場困於語境轉換之中，這一轉換既是時間的轉換（關係著時間同步或不同步的問題），也是跨文化和跨國的翻譯和交流必須「旅行」才能生產意義的空間上的轉換（不但關係著實際上的地理，也關係著抽象的空間）。一位當地女性主義者插進來，希望史碧娃克對她早先隨意但極為謙虛的關於她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根本就一無所知的說法詳加說明一下。當時我在美國待了很久之後才剛開始回到台灣參與學術活動，所以我感覺講華語不太順，而當時英語確實是我唯一的學術語言，而講稿也是英文寫的。人們喝著茶，聊著天，顯得很輕鬆愉快。

因為沒有人回答，尷尬的沉默四周蔓延，於是她開始解釋她的想法，不過被一個進入房間的遲到的人打斷了。在四十分鐘左右隨意而友好的寒暄過後，史碧娃克建議大家應該開始討論，把確立討論基調的機會讓給當地學者。

因為是在外文系作報告，所以以為用英語沒有關係，沒想到會被批評。史碧娃克回應說，她不介意用問答形式的討論，並開始從她的包包中取出一篇又一篇列印好的文章，每篇都代表著來自一個不同的地理文化位置出發的女性主義的課題。那個學者擔心茶水服務太慢了，史碧娃克回應說，她不介意等那個問題解決再開始她的論述。文：史書美 在茶館的相遇 這個故事，開始於世界著名後殖民理論家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和一群台灣當地女性主義者在台北一間傳統茶館的相遇。

她稱不斷有人「竊竊私語之類」的這種狀況「令人抓狂」。由於這樣的雙重現實， 我把這個事件看作是當可譯性（translatability） 和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急急忙忙地跑向對方時「碰」（bang）地撞在了一起，再次顯示了儘管雙方可能都本著最好的意願，但女性主義者的跨國相遇可能還是會產生很深的誤解。然而，仔細觀察的話，從錄影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認知和情感上，兩者之間存在著很深的斷層。她說，通過成為教授（所有出席的都是當地的學者和研究生），亞洲人已經失去了他們過去所知道的基本態度，比如說，尊敬長輩的態度。

此外，自我定義為台美人的我自然而然地會同情台灣的訴求，但我又曾從史碧娃克的著作中獲益良多，也同意她的某些觀點。她問她的聽眾有沒有人知道她為什麼在討論女性主義時拿出這篇。

就在這時，一個女性學者坐立不安的樣子，史碧娃克問有什麼事。之前，史碧娃克煞費苦心地讓每個人介紹她自己或他自己（兩位男性的女性主義者當時也有在場），一絲不苟地記下對她來說十分拗口的每個人名字的羅馬字拼音，同時友好地交談著，在他們對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弱勢話語（minority discourse）、美國文學等等的興趣中建立聯繫。

但後來，她們很快會發現，這竟然只是一個假象。當我對本土的女性主義學者說，如果她們對史碧娃克這事感覺如此強烈，她們就應該寫點什麼回應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或打算這麼做，寧願私下抱怨但在公開場合卻保持沉默。在相互介紹的過程中，很明顯大部分的本地學者都是在美國或英國拿到的學位，而那些不是在這兩個地方受過教育的則是前者的學生們。一個共同的可譯的預設——她們都在美國或英國受教，她們都講英語，她們都是致力於婦女和性別問題的女性主義者，她們應該也都讀過史碧娃克的著作（其中當然包括史碧娃克本人）——暫時擱置了那些由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所產生的不可通約性。這時，所有人都愣住了，聽眾們至少花了一分鐘才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當她正在指責他們的時候，仍不時有輕快的笑聲傳出。他們應該在「一位老人家正講述她的人生經歷」的時候保持「絕對的安靜」。

第一段錄影有意無意地恰好在此處停止。在場的人中有一個是她以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這似乎也增強了這個聚會直至此刻的熟悉和輕鬆的基調。

雙方看上去本是假定有一個共同的知識視域，因為她們都能夠用英語談笑風生。多年來一直關注女性主義學者跨國相遇的道德原則及行為準繩問題的筆者（Shih 2002），也許可以算是西方的女性主義學者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攝影師無疑對是否再放入一捲新的影帶以便繼續錄影感到無所適從。那是二○○二年的一個早上。

當她再次準備開始論述之時，結果再次被一些人的竊竊私語或一些這樣那樣的小事擾亂，她愣了一下，表情僵住了，聲音暴躁地說道，「你們是想讓我談另外一個問題嗎？」 隨之而來的是史碧娃克長達三分鐘的發脾氣，批評在場的人對她正在談論並希望他們能夠「認真傾聽」的「重要的問題」毫不尊重但後來，她們很快會發現，這竟然只是一個假象。在這種情況下，攝影師無疑對是否再放入一捲新的影帶以便繼續錄影感到無所適從。那個學者擔心茶水服務太慢了，史碧娃克回應說，她不介意等那個問題解決再開始她的論述。

一個共同的可譯的預設——她們都在美國或英國受教，她們都講英語，她們都是致力於婦女和性別問題的女性主義者，她們應該也都讀過史碧娃克的著作（其中當然包括史碧娃克本人）——暫時擱置了那些由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所產生的不可通約性。此外，自我定義為台美人的我自然而然地會同情台灣的訴求，但我又曾從史碧娃克的著作中獲益良多，也同意她的某些觀點。

在場的人中有一個是她以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這似乎也增強了這個聚會直至此刻的熟悉和輕鬆的基調。因此，台灣在地的女性主義者跟我抱怨史碧娃克，我心裡想這裡有多處潛藏的地雷等待爆發，我不便即時反應。

多年來一直關注女性主義學者跨國相遇的道德原則及行為準繩問題的筆者（Shih 2002），也許可以算是西方的女性主義學者之一。當她再次準備開始論述之時，結果再次被一些人的竊竊私語或一些這樣那樣的小事擾亂，她愣了一下，表情僵住了，聲音暴躁地說道，「你們是想讓我談另外一個問題嗎？」 隨之而來的是史碧娃克長達三分鐘的發脾氣，批評在場的人對她正在談論並希望他們能夠「認真傾聽」的「重要的問題」毫不尊重。

雙方看上去本是假定有一個共同的知識視域，因為她們都能夠用英語談笑風生。因為是在外文系作報告，所以以為用英語沒有關係，沒想到會被批評。她問她的聽眾有沒有人知道她為什麼在討論女性主義時拿出這篇。人們喝著茶，聊著天，顯得很輕鬆愉快。

那是二○○二年的一個早上。這時，所有人都愣住了，聽眾們至少花了一分鐘才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當她正在指責他們的時候，仍不時有輕快的笑聲傳出。

她稱不斷有人「竊竊私語之類」的這種狀況「令人抓狂」。我的論述立場困於語境轉換之中，這一轉換既是時間的轉換（關係著時間同步或不同步的問題），也是跨文化和跨國的翻譯和交流必須「旅行」才能生產意義的空間上的轉換（不但關係著實際上的地理，也關係著抽象的空間）。

在四十分鐘左右隨意而友好的寒暄過後，史碧娃克建議大家應該開始討論，把確立討論基調的機會讓給當地學者。經過再一番介紹寒暄，她耐心地向新來的人重又解釋了一遍之後，又開始進入了論述的口吻和模式。